一战结束后，欧洲的安全体系可以说掌握在法国手中，法国通过跟波兰、罗马尼亚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南斯拉夫和比利时的军事同盟，对德国形成包围，对苏联进行排斥。一时间，法国在欧洲和国际联盟组织内一呼百应，好不威风。

为防止德国赖掉赔款与战债，法国伙同其盟友比利时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工矿业重地鲁尔区。英美抓住这一天赐良机极力削弱法国的欧洲霸权，英美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法郎和法国的有价证券，打垮了法郎，在经济上破坏法国的占领行动。德国政府则消极抵抗，以罢工和超级通货膨胀政策来对付占领政策，马克变成了废纸，德国人民的财富被洗劫（这一政策是希特勒上台的众多因素之一）。

法国的占领政策在经济上得不偿失，不得不按照英美的要求退出鲁尔地区。在随后的《道威斯计划》和《洛迦诺公约》中，法国被逐步剥夺了对德事务的主导权。由于被迫保证从莱茵河左岸地区撤军，法国无力再对德国采取独立有效的军事行动，且其跟德国的边界安全不得不依靠英国和意大利的保证，这一切都在证明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被动摇。1935年，萨尔地区经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，这进一步提高了纳粹德国的威望，同时也打击了法国的士气。

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安全维系在法国的军事同盟网络上。但这个网络是脆弱的，由于法国的绝对实力不足，这个安全网络经不起复兴后德国的撕扯，更经不起英美的刻意破坏。在英国的诱导和德国的威胁下，法国不得不放弃那些东欧的被保护国，最后只剩下波兰作为凡尔赛体系新生的民族国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员。而这个时候波兰还在不知死活地与德国签订了《德波互不侵犯条约》，以抵消对法国承担的军事义务。法国众叛亲离，不得不吞下一味追随英国外交的苦果。法国外交之所以变成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追随外交，其根源也在于法国自身。

外交行动一贯会比外交言辞发出更大、更强有力的声音，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进行外交冒险如进入莱茵兰、进入奥地利的时候，法国如果敢于对德国采取行动的话，那么英国不可能坐视法国被消灭，欧洲均势的天平再次倒向德国，不可能不采取外交和军事行动。但是由于鲁尔失败的前车之鉴，法国外交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，没有英国的全力配合便不肯采取任何行动，这反过来更加深了英国的疑虑——法国面临的危机是否就是那么危险，值得英国全力支持。其结果显而易见的就是英国更加不重视法国的外交政策和感受了。

法国和苏联是二战前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极，是遏制德国的最佳结盟伙伴，但是法国对于与苏联的战略结盟犹豫不决，最终错失遏制希特勒纳粹德国的良机。由于意识形态的禁忌，法国对和苏联的全面结盟充满了恐惧，唯恐因此被英国抛弃。这种外交心态标志着法国已经不是一个世界强国——没有外交结盟的自由和外交行动的完全自主权，尤其是那种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，追求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勇气就不能称之为世界强国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二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远不如君主制时代的法国。

内政是外交的基础。法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由于三十年代蔓延的经济危机，法国社会深刻地分裂了。工人阶级向往苏式社会主义，大资产阶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，倾向于进行法西斯统治。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无法提供一个统一、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。由于英国在欧洲对法国的暧昧态度和在非洲、地中海地区与法国的利益冲突，外交界和军界几百年来传统的反英情节再度上升，亲德派则蠢蠢欲动。且军界被自身承担的对东欧盟国的保护性义务吓呆了，打算屈从于希特勒帝国，在维系法兰西殖民帝国完整性的前提下，在德意志民族领导下的“新神圣罗马帝国”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。